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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旨在系统研究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决策者及研究机构提供参考。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数据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覆盖全球主要区域及重点行业,分析2024-2026年中国企业出海的整体态势。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阶段演进至品牌、技术、资本与生态协同输出的新阶段,东盟成为核心增长极,新能源汽车、科技与互联网、消费品牌等领域表现突出;同时,企业面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合规监管趋严、文化融合困难及供应链重构等多重挑战。研究建议,企业应强化本地化运营与合规能力建设,积极构建韧性供应链,深化区域合作布局;政府需完善出海政策支持体系,搭建跨境服务平台,助力中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全球化发展。

企业出海;全球化布局;区域市场;产业转型;风险防控
全球化正经历深刻重构,国际经贸格局从单极向多极加速演变。2025年,中国企业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实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1456.6亿美元。与此同时,全市场约七成上市公司披露2025年境外收入,合计实现1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占总营收的22.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出海已从边缘选项上升为战略必选项。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从”1.0产品输出”向”2.0产能-品牌-生态输出”的质的跃迁。区域布局从欧美单极依赖转向以东盟为核心的多极化,产业层级从性价比驱动转向技术与品牌双轮驱动,投资方式从跨境并购主导转向绿地建厂主导。2025年中国企业在迪拜的绿地投资项目达41个,同比增长32.2%,投资总额从2024年的1.82亿美元跃升至9.53亿美元,汽车整车制造以2.57亿美元居首。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市场扩张,而是借助全球资源配置与产业链重构,深度参与国际竞争。
本白皮书旨在系统梳理2024-2025年中国企业出海的现状与规模、模式演变、区域布局、重点行业及面临挑战,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决策者提供参考。研究涵盖绿地投资、跨境并购、跨境电商、技术许可等多元形态,聚焦RCEP深化带来的产业链重构机遇与数字贸易规则变革带来的合规挑战。
本白皮书采用数据收集、案例分析与趋势研判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商务部、外汇局、上市公司协会等权威数据源,辅以行业报告与企业调研。全文六章逻辑架构如下:第一章分析出海现状与规模;第二章梳理模式演变;第三章解析区域布局;第四章透视重点行业;第五章识别风险挑战;第六章提出政策建议与未来趋势。读者可重点关注RCEP框架下东盟市场机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出海、以及数字贸易合规等核心议题。

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企业出海规模持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保持稳健增长。2025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245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4%,折合1743.8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404.2亿元人民币,增长1.6%。截至202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列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提升至7.4%,在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万家。
图1:2023-202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趋势图
民营企业已成为出海主力军。2024年,非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对外投资913.7亿美元,增长24.6%,占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的54.3%,首次超过公有控股企业。浙江等省份95%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来自民营企业,反映出民营企业在出海进程中的结构性崛起。
新型出海业态呈现爆发式增长。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2.84万亿元,连续五年位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国内企业在全球布局海外仓超1800个,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市场规模达3200亿元。2025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海外仓功能正由简单仓储中转向供应链综合支点升级。
从企业规模维度看,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大型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开展大规模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中小微企业则依托灵活机制和专业化能力,在细分领域快速渗透,成为产业链配套和国际市场缝隙的重要填充者。
从所有制性质分析,国企、民企、外企呈现明显的策略分野。国有企业侧重战略性资源获取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民营企业以市场驱动为主,在制造业、数字经济、消费品等领域表现活跃,2024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1.7%;外资企业则更多体现为资本与技术双向流动,截至2025年底,中国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外资企业数量达53.3万家。
“专精特新”企业成为新兴出海力量。2025年,专精特新企业在智能制造装备、下一代信息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专利申请和业务推进呈现积极态势。这类企业以核心技术为突破口,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但面临品牌塑造、跨境法律合规、融资渠道受限等挑战。多地政府通过设立”专精特新出海会客厅”等平台,整合政策、金融、专业服务资源,助力中小企业稳健出海。
中国企业出海动因经历了资源获取型、市场拓展型、技术获取型到品牌塑造型的阶段性转换。早期以能源矿产等资源获取为主,随后转向商品出口和市场占领,进而发展为技术引进与研发合作,当前则更加注重品牌价值与全球影响力构建。
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再到”生态出海”的三级跃迁逻辑日益清晰。第一级跃迁以产品输出为核心,企业通过出口贸易进入国际市场;第二级跃迁体现为产能输出,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2025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已连续9年增长,装备制造业出口达16.03万亿元,工业机器人首次实现净出口;第三级跃迁则是生态输出,企业从单点投资走向系统赋能,从输出产品走向产业链出海。以新能源产业为例,宁德时代在匈牙利设厂时,依托国内从锂矿开采到电池回收的全链条布局,将海外工厂产能爬坡周期大幅缩短,形成”产业链韧性-技术溢出-生态协同”的立体化格局。
投资模式上,绿地投资占比持续提升,跨境并购趋于理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大额对外投资中超过85%用于新建项目而非收购,对东盟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8%,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海外品牌运营中心、独立站等新型布局方式快速发展,AI数字化工具重塑企业全球化品牌之路,推动中国工业品从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转型。

RCEP框架下的制度红利正加速释放,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最具确定性的增长极。2025年,RCEP域内贸易规模达到5.6万亿美元,绿地投资2341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其中东盟成员国贡献了主要增量。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2026年1至7月,双边贸易总额进一步攀升至7444.1亿美元,同比激增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升至21.8%。截至2025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超4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额4800亿美元。
2025年10月28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在吉隆坡正式签署,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纳入制度化合作框架。最终零关税产品比例超90%,原产地累积规则与贸易便利化措施深度整合,推动电子、纺织、机械等产业链向越南、印尼、泰国等国梯度转移。以电子产业为例,苹果、三星供应链企业加速在越南北部布局,中国配套企业跟随出海,形成”中国研发+东盟制造”的协作网络。
东盟各国营商环境差异显著,需采取差异化策略。新加坡凭借金融与法律优势适合设立区域总部;越南、印尼制造业成本优势明显但基础设施与政策稳定性存隐忧;泰国、马来西亚市场成熟度较高但竞争趋于白热化。企业应建立国别风险评估体系,重点关注土地政策、劳工法规与外汇管制动态。
欧美市场正经历从”增量拓展”向”存量深耕”的深层转型。贸易壁垒持续加码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关税成本上升、技术封锁收紧与供应链审查趋严三重压力。CPTPP高标准规则构成新的准入门槛:数字贸易章节要求电子传输永久免关税、原则上禁止数据本地化、禁止以市场准入为条件强制公开源代码;国有企业条款强调竞争中性,对中国企业治理结构提出合规挑战。
应对路径上,企业需加速规则对接能力建设,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补贴透明度等领域建立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的内控体系。同时,应积极探索”借道”布局,通过墨西哥、越南等第三国产能规避直接贸易壁垒,但需警惕原产地规则收紧带来的合规风险。
产业转型层面,中国企业在欧美市场正从低成本制造向高端智造跃迁,从OEM代工向品牌运营升级。酷特智能从服装OEM工厂转型C2M个性化定制,以数据链动全球市场;卡罗特从浙江永康代工厂成长为年营收突破20亿元的品牌,在美国线上厨具市场占据13.1%份额。这些案例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品牌塑造是突破欧美市场”低端锁定”的核心路径。

中国制造业出海正经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深刻转型。2025年,东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2439亿美元左右,再创高位,其中中国制造业企业占据重要份额。这一转型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涉及模具、零部件、维修人员、质量体系、物流速度和数百家供应商的系统性重构。
东南亚与非洲成为中国制造业产能布局的核心区域。在东南亚,中国家电业已形成群体性布局态势,照明产业链上中游企业加速集聚,2026年前8月即有15家照明相关企业在境外推进新建或扩建。在非洲,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于2025年1月入选”灯塔工厂”,成为非洲第一家”灯塔工厂”,标志着中国智能制造能力向高端市场延伸。三一重工印尼”灯塔工厂”于2022年8月建成投产,总投资近3000万美元,规划年产能3000台挖掘机,融合了三一在国内40余家”灯塔工厂”的核心成果。
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技术正重塑制造业出海模式。截至2025年9月,全球”灯塔工厂”总数达201家,中国工厂占比超40%持续保持全球首位。然而,中企海外”灯塔”多为孤岛式点状运营,人均产量较国内仅低10%至30%,但缺少统一联动的全球化柔性产能调配机制。联想集团墨西哥工厂于2026年6月升级为中企在美洲首座”灯塔工厂”,验证了混合式人工智能赋能制造的中国方案在全球市场的适用性。
全球供应链重构压力下,“中国+1”策略成为制造业出海韧性建设的核心方案。该策略强调供应多元化与需求多元化并行,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化供应链,企业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压缩中间环节。2025年成为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关键年份,中国企业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出海正从”设备出口”“工程承包”向”规则输出与价值共享”演进,形成”集群式出海”的生态矩阵。
中国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出海已从工具输出迈向平台生态构建阶段。云计算、人工智能、SaaS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转化为全球市场竞争力,阿里云在全球28个地域运营85个可用区,蚂蚁集团Alipay+连接全球超25个国家的本地支付工具,形成数字基础设施的全方位输出能力。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趋严成为科技企业出海的核心挑战。CPTPP数字贸易规则要求消除数据流动实质性阻碍、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与中国《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形成双重合规压力。企业须同时面对中国主管部门的数据出境合规义务与目的地国的本地数据保护合规义务,构建”双向合规”体系成为必然选择。2026年7月,中国加快对接CPTPP数字贸易规则,将安全评估时限从60个工作日压缩至30个工作日,建立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为企业降低合规成本提供制度支撑。
技术许可模式为科技企业降低海外研发销售综合能力要求提供了重要路径。医药领域的技术许可授权(License-out)模式已较为成熟,国产创新药通过该模式借助海外合作伙伴的临床研发经验及销售渠道快速完成注册申报。科技企业可借鉴此经验,通过算法授权、专利许可、技术合作等方式,以轻资产模式切入海外市场,同时需防范知识产权流失与核心技术依赖风险。

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首要外部约束。2026年,美国启动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影响调查,并依据《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14类关键技术实施永久性出口管制,全球被列入美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主体已超1000家。这一技术封锁态势正从硬件向软件及AI算法延伸,迫使中国科技企业加速海外研发布局以规避管制。
欧盟贸易壁垒呈现规则化、制度化新特征。2023年7月全面生效的《外国补贴条例》(FSR)在2026年持续强化执法,其适用范围远超预期,不仅覆盖并购交易和政府采购,更将审查触角延伸至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欧盟委员会2026年发布的配套实施指南进一步明确,即使补贴非定向用于欧盟,只要增强企业在欧竞争地位即可能构成”扭曲”。该条例对涉及5000万欧元以上外国政府补贴、且目标公司欧盟营业额达5亿欧元的交易设置了强制申报义务,显著抬高中资企业涉欧投资门槛。
“友岸外包”与”近岸外包”趋势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深层挤压。美国自2022年推行该战略以来,推动供应链向墨西哥、东南亚等”友好”或邻近国家转移。然而实践表明,这种”去中国化”布局并未切断中美产业联系:2025年越南对华贸易逆差激增40%至1156亿美元,显示中国仍深度嵌入重构后的供应链网络。但不可否认,全球贸易品中的外国增加值(FVA)含量持续下降,价值链”短链化”趋势明显,中国企业需在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区域寻找增量空间,同时应对原产地规则审查趋严带来的合规挑战。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领域监管趋严形成显著合规压力。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具有域外效力,2023至2026年间因HR数据处理不合规开出的罚单总额超45亿欧元,2025年TikTok因跨境数据传输违规被处以5.3亿欧元罚款。中国企业出海需同步应对国内《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海外属地法规的双重约束,数据本地化存储、跨境传输授权、DPO任命等要求显著推高合规成本。
ESG信息披露与供应链尽职调查成为新兴合规焦点。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及《供应链尽职调查指令》(CSDDD)将合规义务沿供应链传导,碳足迹核算从”鼓励性”转向”强制性”,范围一至范围三排放数据成为标配要求。不同国家在环保标准、劳工制度、社区治理方面的差异,使ESG合规深度嵌入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日常运营,文化敏感度已成为ESG评级中的独立考量因素。
跨境税务筹划与转让定价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多重贸易规则交织叠加易造成”合规过载”,企业需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合规管理体系,将合规能力转化为竞争壁垒。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国家级开放平台,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制度载体。2025年4月,国务院同意在海南全岛、秦皇岛、三明市、新乡市等15个城市(地区)新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使全国综试区数量持续扩容。宿迁等内陆城市通过综试区建设打破地理限制,直接接入全球数字贸易网络,在通关便利化、数据跨境、外汇结算等方面探索制度创新,综合考核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二档,实现了从”沿海开放跟随者”的跃升。2025年12月15日起施行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发展的公告》,通过简化出口监管流程、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进一步夯实了行业长期发展基础。海南作为全国首个省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2025年9月印发实施方案,推进省级层面制度创新。开封等地提出通过3年探索,培育5个以上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11个产业园区,经营主体超1000家,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的目标。在评估机制方面,2022年商务部对全国前五批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行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已形成东部引领、中部异军突起、西部和东北亮点纷呈的协调发展格局。
海外仓建设政策持续深化。2026年9月,商务部等部门明确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渠道支持海外仓企业发展,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支持相关企业发展,并编制出台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务退税操作指引。山东等省份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支持畅通国际寄递物流大通道,提升海运、空运、多式联运等运输保障能力。海外仓正加快向高效智能、低碳环保转型,结合东南亚湿热气候、欧洲低碳标准等地区特点,联合研发人工智能库存管理系统、节能仓储设施、可循环包装技术等。
上海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成效显著。202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将原”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原平台自2015年上线运营,累计访问量达4.8亿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上海市整合原有分散平台,上线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SEGG)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围绕”咨询、办事、服务”三大功能设立十大板块,以虚拟产品货架方式上线金融、法律、会计、认证等439项专业服务产品。2026年3月,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研平台时指出,服务企业走出去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把平台做实建强,注重体系化架构。上海还构建”公共服务—专业服务—特色服务”三位一体的出海综合服务枢纽,将服务窗口设到香港第一线,2026年2月上海国际商会香港代表处正式落地。
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红利持续释放。2026年是RCEP正式实施第四年,成员国间90%以上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关税减让进入最终阶段。区域累积规则允许15个成员国原材料与加工增值可累计计算,产品区域价值成分达40%即可获得原产资格,打破传统自贸协定”单一国家原产”限制。2022年中国企业在RCEP项下享惠货值总额达3006亿元,2023年上升至3605.9亿元,同比提升20%。背对背原产地证明机制保障货物分拨转运全程享受关税优惠,提升物流灵活性。海南自贸港企业可享受RCEP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叠加红利。但规则利用率仍待提升,部分中小企业对原产地规则应用尚在探索阶段。
CPTPP谈判进展对政策体系形成牵引。中国2021年9月正式递交加入CPTPP申请,截至2026年尚未启动正式加入谈判。CPTPP第十四章共18条,代表目前全球最高水平的数字贸易规则,核心内容包括电子传输不收关税、给予数字产品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上禁止数据本地化、保护个人信息、禁止强制公开源代码等。2026年6月,CPTPP启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阿联酋三国加入谈判,英国已完成加入流程。中国正加快对接CPTPP数字贸易规则,202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关于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马方欢迎中方申请加入CPTPP;2025年6月《中国-新西兰领导人会晤联合成果声明》中,新西兰重视中国申请加入。中国同时加紧推动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成员国的谈判进程。
出海企业战略能力建设应优先聚焦市场研判、模式选择、伙伴筛选三大环节。市场研判需建立国别风险动态评估机制,结合政治稳定性、汇率波动、产业竞争格局等维度形成量化分析框架。模式选择需根据目标市场特征灵活配置直接投资、跨境并购、技术授权、平台出海等路径,避免单一模式依赖。伙伴筛选应注重本地资源互补性与长期合作可持续性,建立尽职调查与动态评估相结合的机制。
数字化能力、合规能力、本地化运营能力构成核心竞争力培育的三大支柱。数字化能力涵盖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数据驱动决策、智能供应链管理等层面,需持续投入技术基础设施与人才梯队建设。合规能力要求企业建立覆盖数据全链条的安全管理体系,对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业务提前评估并满足合规要求,完成核心商标、专利海外注册,防范抢注风险。本地化运营能力强调深度融入目标市场文化语境与商业规则,从产品适配、营销策略、人才结构等维度实现真正本土化,而非简单复制国内经验。
外部资源协同模式创新空间广阔。组建专业服务联盟可实现法律、税务、金融、物流等领域资源的整合共享,降低企业单独获取专业服务的成本门槛。借力第三方服务机构能够快速弥补企业在特定国别或行业的经验短板,上海平台以虚拟产品货架方式上线439项专业服务产品的做法值得借鉴。企业还应积极参与行业风险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抱团出海”、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
多维度风险识别框架应涵盖政治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运营风险四大类别。政治风险包括东道国政策变动、地缘政治冲突、国有化征收等;市场风险涉及汇率剧烈波动、需求萎缩、竞争格局突变等;合规风险涵盖数据跨境传输监管、环保标准升级、劳动法规差异等;运营风险包括供应链中断、文化冲突、人才流失等。企业需建立常态化风险扫描机制,将风险识别嵌入投资决策全流程。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与动态监测机制设计应遵循”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原则。关键指标包括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变化、汇率波动率、行业产能利用率、客户账期延长比例等。监测频率根据风险等级差异化设置,高风险领域实行月度跟踪,一般领域按季度评估。分级分类应急响应预案需明确触发条件、响应流程、责任主体、资源调配等要素,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启动。
金融手段组合运用策略强调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风险对冲工具的协同配置。出口信用保险可全面覆盖买方拖欠、破产、拒收以及政治风险,并与其他投保企业共享海外买方风险信息。2026年7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首度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鼓励政策性保险机构为投资者对外投资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等服务”。汇率锁定工具如远期结汇可降低市场波动影响,某服装企业通过汇率锁定规避了2025年美元贬值带来的300万元损失。行业互助基金如”中国-东盟中小企业风险共担基金”对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给予最高50%补偿。头部险企正推动保险保障与专业风险服务深度融合,建立从事前风险预警、事中应急处置到事后保险赔付的闭环服务机制。

2026年至2030年,中国企业出海将在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与模式创新三个维度实现系统性跃升。规模层面,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已接近1.3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3.5倍,2026年8月货物贸易出口达4014.4亿美元、同比增长25.0%的强劲态势,预示未来五年中国出海体量将保持高位增长。结构层面,出口主力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新新三样”——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加速崛起,2026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约1100亿美元,机器人出口额达113.2亿元,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外贸增长新支柱。
AI技术赋能出海全链条的变革潜力尤为突出。市场洞察环节,AI大模型可实时解析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动态;智能客服领域,AI已突破时差与语言障碍,部分企业询盘转化率提升80%;供应链优化方面,联想集团等企业通过AI智能体整合800余个数据源,实现供应链全流程数智化管理;合规审查维度,AI可自动适配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要求。2026年服贸会数据显示,AI能力已覆盖40余个跨境场景,服务50万商家,技术调用量每两个月翻一番。
绿色出海、数字出海、服务出海等新兴形态加速崛起。绿色出海方面,光伏、储能等绿色产品出口持续扩大,风力发电机组2025年出口增长48.7%。数字出海方面,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5年扩大近3倍,正从”企业行为”向”城市行为”“国家行为”升级。服务出海方面,2026年服贸会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从”产品出海”迈向”服务远航”,技术方案、数字内容、专业咨询等无形服务成为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新名片。

图2:2026-2030年中国企业出海三大演进方向预测趋势图
中国企业全球化正经历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再到”领起来”的进阶演变。“走出去”阶段以产品出口和产能转移为主,依托成本优势打开国际市场;“融进去”阶段强调本土化运营,建立海外研发、生产、销售网络,深度嵌入当地产业生态;“领起来”阶段则指向技术引领、标准输出与规则共建,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端位置。这一进阶逻辑要求企业从单一贸易思维转向系统布局思维,从短期逐利转向长期共生。
“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为创新模式拓展提供广阔空间。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重要方向,中法在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等项目的成功实践表明,不同国家企业协同发挥差异化优势、在第三方市场开展联合投资,可有效分摊风险、扩大合作空间。产业链协同出海同样关键,新能源、光伏、储能、机器人出口带动研发、软件、金融、物流等服务共同走出去,形成”制造+服务”捆绑输出的新格局。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协助超过300家企业在港设立或拓展业务,为产业链协同出海提供一站式落地支撑。
中国企业在全球治理规则重塑中的角色加速转变。从规则遵守者到规则共建者的演进,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实践突破:技术层面,特变电工等企业从技术应用者成长为技术创新引领者,32项国际领先新产品奠定标准话语权基础;治理层面,中国企业签署巴西倡议等文件,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对话;机制层面,世界数据组织等专业平台的建立,为全球数据治理规范化提供制度基础设施。这种角色转变并非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替代,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内核,为包容性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

2025年至2026年,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型。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已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然而,数量的积累已非核心追求,以比亚迪、美的、海尔等为代表的行业领军者,正以”科技领先为核、本土化运营为根”的新范式,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企业全球化进入以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生态构建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走上去”阶段。

图3:中国企业出海发展阶段演进路径图
生态化协同已成为企业出海的新路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比亚迪、滴滴、联影医疗、海尔集团等十家企业入选”2026中国企业出海影响力案例”,展现出从本地化深耕、创新技术到品牌构建的多元全球化路径。这一趋势印证了中国企业正从产品输出、资本输出迈向以数字基建为骨架、商业模式为血脉的”生态赋能”新阶段,通过技术共享、能力共建与利益共赢,实现与全球伙伴的协同进化。
面对复杂国际环境,中国企业更需坚持开放合作、合规经营与本地化发展的基本原则。2026年商务部发布《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强调依法合规、诚实守信经营,与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协调。企业应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布局,将合规要求嵌入经营全流程,深耕本地市场实现”全球本土化”运营,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营造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清廉环境。
展望未来,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将持续攀升。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突破2.3万亿美元,“新三样”增长27.1%,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中的中国企业增至20家。从规则遵守到规则共建,中国企业正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新能源技术、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产业优化升级与价值链攀升,在共同增进全世界人民福祉中实现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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